【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谷棣】编者按：2013年10月中下旬，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率团访问欧盟总部和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时，接受多家欧洲媒体集体或单独采访，谈及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与达赖“接触商谈”等问题。朱维群还就达赖集团煽动“自焚”等话题与欧洲记者激辩。很多中国网民认为中国官员“底气十足、有理有利有节，用通俗的语言对外阐述了我们的原则”。今天，《环球时报》从朱维群答欧洲记者问中摘录了部分内容，相信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清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本质，了解到中央政府在涉藏领域的原则立场。

　　达赖集团的“高度自治”实质就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

　　10月17日，朱维群在比利时接受驻欧盟的《欧洲时报》、欧洲通讯社、路透社记者集体采访时，全面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他指出，西藏经济已连续20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农牧民可支配收入连续10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12年西藏的旅游人数超过1100万，其中外国游客几十万人。如果那里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到处都是暴力恐怖，旅游业作为社会稳定的标志，不可能有这么快的人数上升。

　　有路透社记者问，为什么“西藏独立”是不可接受的？是因为西藏在经济上、战略上非常重要吗？朱维群回答，毫无疑问，西藏在经济上、在战略上，在各个方面对我们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就不能允许有些人图谋把它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不是有些西方人以他们自己的逻辑想象的那样，中国反对“西藏独立”是因为中国需要那里的资源。就像我的胳膊、腿，我可以因为你认为它对我来说不重要，就任凭你把它砍掉吗？

　　有路透社记者问，“中方是否考虑给藏区更大的自治”。朱维群回应说，达赖集团所谓的“高度自治”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毫无关系，他们仅仅是想打着“自治”的招牌，实施分裂主义的要求。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没有什么“高度”、“低度”之分，而达赖就是要把他那套违背乃至反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东西塞进去，这是决不能允许的。朱维群举例说，达赖2010年在同加拿大的一家报纸谈话时说，很多藏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全体藏人都想独立，只有我不想独立，如果问我你想独立，还是想留在中国，答案很明显，我们想独立。达赖伪政府“首席噶伦”洛桑孙根2011年接受印度一家杂志采访时说，“西藏自治”和“西藏独立”并不矛盾，从辩证的角度看，“自治”是现实目标，“独立”才是原则目标。朱维群说，因为我是记者出身，我经常设想报道这样的事用什么标题好，建议你们采取这样标题：达赖的‘高度自治’，就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

　　有《欧洲时报》记者问，你认为中欧双方在涉藏观点上的差距是否已经影响到双方在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朱维群回答，当一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类似会见达赖这样一个分裂主义政治集团头子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承诺的违背，不但不利于双边关系，也违背国际关系准则。如果双方都本着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原则来处理事情，我相信中国与欧盟、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是达赖喇嘛为接触商谈设置障碍

　　10月18日，朱维群在瑞士伯尔尼接受《新苏黎世报》记者采访时，首先对记者把达赖集团表述为“西藏方面”予以纠正，指出达赖喇嘛并不是“西藏方面”，代表西藏的是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而达赖集团只是一个叛国集团。

　　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政府与达赖之间接触商谈问题时，朱维群指出，从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政府就派人与达赖喇嘛建立联系，多次邀请他派人组成参观团到西藏参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达赖喇嘛的宗教身份是中国政府认定的，我们同他的私人代表接触，实际上也是对历史传统的尊重，同时也因为达赖喇嘛历史上曾为国家做过积极的事，我指的是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什么现在不能接触了？因为达赖集团伪政府头目洛桑孙根声称今后的接触商谈是“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谈，达赖喇嘛也多次讲过，今后接谈的事情由洛桑孙根来负责，也就是说让中央政府与分裂主义的伪政府接谈。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达赖喇嘛和洛桑孙根企图使我们从接谈一开始就事实上承认伪政府的合法性。这就把接谈的基础完全破坏了，这样的条件中央政府绝对不可能答应，所以接谈根本无法进行。朱维群强调，接谈的目的，就是要达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求得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谅解，而不是同他就其分裂祖国的主张进行什么“平等谈判”，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接触商谈的门我们并没有关上，但是原则仍是这个原则。一些外国朋友没有想明白，症结就在于没有搞清我们和达赖喇嘛集团斗争的性质是什么。

　　记者表示：“我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谈判伙伴，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我认为谈判会更加困难，这样也不符合中国利益。”对此，朱维群回应，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在他的有生之年做出正确的选择，从分裂主义的立场上走出来。一个基本事实是，西藏的命运和前途掌握在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手中，并不是掌握在达赖集团那帮人手中。希望达赖长寿，希望他活到他预定的113岁。如果他“走了”以后一些人试图用暴力恐怖的手段和我们较量，也没什么了不起，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较量他们从来就没有赢过。而且在今天世界的大环境下，谁要是搞暴力恐怖，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

　　访谈结束时，朱维群送给记者一张2010年再版的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的附图，并提醒对方注意，达赖在这张地图中不仅把“大藏区”标注为一个国家，还把中国新疆标注为“东土耳其斯坦”，把内蒙古标注为单独一个国家，把中国的东北三省标注为“满洲国”。看着这张地图，记者连连表示：“在‘大藏区’这一点上我和您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也认为达赖他们要求太多了。这就不现实了。”

　　自焚事件完全是达赖集团策划煽动的

　　10月22日，朱维群在意大利罗马接受了《快报》记者专访。记者提及近年藏区发生一些自焚事件，并指责“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自焚的”。朱维群回应说，自焚事件的发生并不像达赖集团散布的那样，“整个西藏都燃烧起来了”。实际上自焚事件主要发生在四川、甘肃、青海三个省的交界处，尤其集中发生在四川阿坝县的格尔登寺。这个寺的格尔底活佛是1959年参加叛乱失败后跟着达赖逃出去的，先后担任过达赖伪政府的“教育部长”、“安全部长”，正是他多次宣称自焚者是为了藏族献身并且不违反佛教教义，甚至宣称藏人无形的力量来源于自焚。为什么西藏和其他广大的藏区并没有发生自焚呢？为什么自焚事件无法再持续下去呢？就是因为自焚是达赖集团策划、煽动的。

　　说自焚事件是达赖集团煽动策划的，朱维群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达赖企图凭借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以自焚为手段对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对他做出让步，他们直接的目的，就是企图让突尼斯小贩自焚引发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西藏重演。达赖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藏人之所以采用这种自焚的绝望的手段，是因为他们知道西方支持自焚引发的‘阿拉伯之春’。”达赖同时又埋怨西方“用缓和的语气与中国对话”。洛桑孙根宣称自焚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就像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事件。他在一次集会上说，“突尼斯自焚可以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剂，为何我们被给予的支持不及我们在阿拉伯世界中看到的呢？”显然，洛桑孙根对西方一些势力给他的支持太少表示不满。

　　第二，达赖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为自焚者提供精神支撑和诱骗，赞美“自焚者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怀着真诚的动机，是为了佛法和人民的福祉，从佛教的观点看是积极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把自焚说成是崇高的、利他的行为，菩萨的行为，是有极大功德的。奇怪的是，自焚者几乎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和小喇嘛，鼓吹自焚的人中没一个有钱人、一个大喇嘛去自焚。意大利记者此时辩称，“在一切革命当中，领袖不会自己去牺牲的，他需要去领导，当炮灰的肯定是最底层的人，我们需要领袖去推动这个变革”。朱维群回应说，达赖正是这样一个利用宗教对人的精神进行操控和欺骗的“领袖”。今天的世界上你还可以另外举出宗教领袖号召信徒自焚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来达到宗教修行的例子吗？记者慌乱地回答：“‘基地’组织就是这样的！”朱维群紧跟记者的话说，所以“基地”组织是恐怖组织！如果你为“基地”组织辩护，我们之间就无话可说了。这名记者只好承认：“‘基地’组织的例子我举错了。关于自焚的讨论，我们就谈到这里。”

　　朱维群坚持列举了第三个理由。藏区发生的自焚案件迄今基本都告破，抓获一批煽动组织策划自焚的人员，其中很多人供认是达兰萨拉直接派遣或指使的。这些人都依法受到惩处，不少案例已经在媒体上公布。

　　采访中，记者指责中国政府帮助藏族农牧民盖房子使得他们的游牧文化丧失。朱维群反驳道：人类的发展从游牧到农业定居，再到现代化工业城市，这是一种文明进步。如果一些人自己享受着现代城市、现代文化的生活，却要求我们的藏族同胞过那种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缺少学校和医院的游牧生活，才是真正违反人权的。

(原标题：中国高官访欧揭批达赖实录)